12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举行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会见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当前动荡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关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如何理解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习近平主席会见欧盟领导人，对于引领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促进世界稳定、繁荣有何积极影响？
视频：第一观察 | 习近平主席为何强调中欧关系“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一)“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确定位”
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也是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25周年。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总结历史经验，把握世界大势，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确定位。
如何理解“正确定位”？
从历史和现实维度看，中国始终将欧盟视为国际格局中一支战略性力量，一直把发展中欧关系视为中国外交优先方向。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彰显中方鲜明、一贯立场。
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是彼此的机遇而不是威胁，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自去年年底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同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欧战略、经贸、绿色、数字领域高层对话取得丰富成果，中欧关系呈现巩固发展的良好势头。
与此同时，在欧洲还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就更加需要欧方树立正确认知，增进同中方的理解互信，重信守义，一心一意发展对华关系。
诚然，中欧历史文化、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存在差异，但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不能因为制度不同就视彼此为对手，不能因为出现竞争就减少合作，不能因为存在分歧就进行对抗。
(二)“拉紧中欧利益共同体的纽带”
当前，中欧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交流合作的格局，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欧具有高度互补性。
会见中，习近平主席强调，双方要多做加法，以更深入、更广泛合作拉紧中欧利益共同体的纽带。
习近平主席提出三个“伙伴”：经贸合作的关键伙伴、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可信伙伴。
“关键”“优先”“可信”，描绘了中欧经济共生关系美好愿景，凸显中国同欧盟开展互利合作的积极意愿和真诚姿态。
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中欧去年双边贸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达8473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今年以来，德国大众宣布在华斥资10亿欧元建设纯电动智能网联汽车研发、创新和部件采购中心；西班牙机床制造商达诺巴特集团在上海设立了其全球第六大体验中心，加速其中国本地化战略……
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市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越来越多欧盟企业以实际行动，来华开辟合作新领域，创新合作新形态。
如今，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和欧洲一体化是中欧各自着眼未来作出的战略选择，中欧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为中欧合作指明了方向。
(三)“双方有责任共同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
习近平主席将中欧视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此次会见中，习近平主席用“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对此作出进一步阐释。
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在百年变局中的世界，中欧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合作什么，具有世界意义。
可以说，中欧选择对话合作，阵营对抗就不会形成；中欧选择和平稳定，新的冷战就打不起来；中欧选择开放共赢，全球发展繁荣就有了希望。
当今世界，无论是和平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还是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事关人类未来的重大全球性问题，都需要中欧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开展对话和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加强沟通与协调。如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才会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中欧有责任共同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为发展提供更多推动力，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引领和支持。”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胸襟与担当。
监制：张晓松、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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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日前为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独家撰文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助力欧洲和全球经济复苏，推动世界经济转型发展。欧盟对中国的需要远大于中国对欧盟需要，但多年来，欧洲经济为美国所累，外交政策也受美国裹挟，独立自主性不断减弱，成为影响中欧关系的制约因素。
作者：亚尼斯·瓦鲁法基斯
(Yanis Varoufakis)
希腊前财政部长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
随着12月7日，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人们很自然地希望通过官方声明与讲话，分析影响中欧关系和欧盟对华政策背后的深层推动力。但要理解这些力量的本质，还要追溯到1971年的8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再维持美元与其他国家货币固定汇率，标志着由美国自己一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而欧盟现在的商业模式正是为了应对从固定汇率制度到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动荡过渡而形成的。中国的崛起及其与欧洲不断演变的关系，也需要放在同样的角度来审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欧洲货币与美元之间固定汇率制(即欧洲的美元化)能够稳定运行的前提，是美国对欧洲国家和日本保持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只要美国对欧洲保持净出口，那么注入欧洲的美元就最终将回流到美国。然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变成了一个净进口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持续性便难以维系。于是，美国秘密向欧洲和日本提出了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另一种模式——我称之为一场“黑暗交易”。这种“黑暗交易”很容易理解，美国在贸易逆差下，仍旧保持对欧洲和日本产品的高需求。作为回报，欧洲和日本自愿将利润投资于美国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由此，美元成为了一种被美化了的“借据”，美国可以用它来购买欧洲和日本工厂生产的几乎所有东西，而欧洲和日本的资本家别无选择，只能投资美国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为什么说这是一场“黑暗”的交易呢？因为它给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带来巨额财富，却永久性地压低了德国等欧洲净出口国的工资水平，还使欧洲其他地区陷入了缓慢的衰退，美国中心地带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萧条。
上世纪90年代，就在美国和欧盟陷入这种畸形的关系时，中国崛起了——它意外成为了美国主导的这场“黑暗交易”的受益者。这场“交易”如今已经发展成了这样：美国将整条生产线搬到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再出口到美国；美国人用美元购买这些产品，而中国人则把挣到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金融部门，例如购买美国债券。那么美国会利用这些储蓄做什么呢？它会把从欧洲、日本和中国获得的大部分利润投资于世界各地的新资本设备。简而言之，美国“回收”了别人的钱，并得到了很大一部分由此产生的利润和租金。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回收”机制在2008年彻底崩溃。在欧洲和亚洲每天向美国注入数十亿美元利润的支持下，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家们不断堆高不可持续的赌注——美其名曰“结构性金融衍生品”，最终赌注倒塌，引发了金融海啸。随着雷曼兄弟的最先爆雷，一块块恶性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拖垮了整个欧美银行体系。在那个时候，西方国家一边为大多数人实行紧缩政策，另一边通过疯狂印钞来救助金融业及其大企业客户。结果是金融市场大幅复苏，但生产性资本投资崩溃，因为大多数人买不起昂贵的新商品了。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工人阶级的萧条，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极右翼种族主义在欧美的兴起。
西方资本主义最终没有垮掉，要感谢两位“大救星”：第一要感谢它们央行的印钞机——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二就是要感谢中国。雷曼兄弟破产后，中国政府立即明智地增加了国内投资，用扩大内需弥补可能的外需损失。因此，中国没有受到西方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不仅如此，中国的大举投资也为美国和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以上历史背景有助于理解当前的中欧关系：欧盟需要中国远甚于中国需要欧盟，但欧盟对华关系受到美国的制约。须知欧盟本身的基础就有缺陷，这一缺陷早在2008年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席卷欧洲之前就业已存在：欧盟与美国不同，美国拥有一个统辖全国的财政部、完全统一的银行体系，以及国家总体投资计划——当然，其中包括庞大的军工复合体的巨额预算；但欧盟什么都没有。结果是，2008年之后，以希腊为开端，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务，进而导致其投资水平降至本就不高的美国以下，更不要说跟中国比了。欧洲民众也过上了“苦日子”。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5年，我们来看结果。2008年，欧洲的国民总收入比美国高出10%；到2022年，美国反比欧洲高出26%。而且，欧洲人不仅总体上更“穷”，人均收入也比美国少了。更糟糕的是，自2009年以来，欧洲国家未能像中国或美国那样大力投资于未来技术，如电池、太阳能、微芯片和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对云计算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赋能其科技巨擘和数字金融转型，但欧洲却没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虽然目前仍属于富裕经济体，但已经在走下坡路。中国的科技巨头和数字支付系统的大规模增长，威胁到了以美元为基础的传统全球支付体系，因此美国意欲对中国发动新冷战，但却把欧洲也拖入其中。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在欧洲原有的南北分歧基础上又增加了东西分歧，并极大地推高了欧洲的能源成本，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独立自主，使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更难摆脱美国意志。总之，当欧洲领导人参加本届中欧领导人会晤时，他们选择立场的自由度将比以往少得多。欧洲已今非昔比，如果中欧关系受到制约，对双方人民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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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金奕伶、何佳亦有贡献 【编辑:曹子健】
